引自：文 / 王立達 (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) 【台灣法律網】
隨著ECFA的簽訂，朝野政黨與行政、立法部門之間又再度上演對決戲碼。政治領袖對於立法院的審議程序堅持採取對立態度，彼此在媒體上隔空放話對抗，在國會議事殿堂裡衝突抗爭。這種選邊站的政治對抗，在最近幾年各種國家政事運作上不斷重演，對於台灣民眾而言不僅早已了無新意，而且一再歹戲拖棚、反覆出現的結果，也令人感到無比的厭倦。
不管這些政治對抗所爭執的議題最後如何解決，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往往只剩下焦慮與無奈。焦慮的是國家缺少處事謹慎、可茲信賴的政治領袖與運作系統，可以在事前就設想周到、謀劃妥當，並且落實執行，以避免予人見縫插針之機，免除事後可能出現的尖銳質疑與風聞爆料。而讓人感到無奈的是，政治領袖拉高對抗幅度，每每引發社會大眾熱切關心與投入，激發起不少思辯與討論，也動用不少社會資源。然而這些公眾的集體投入與思辯成果，卻一再被極度簡化為政治鬥爭的勝敗，以及政治人物個人人氣與支持度，而未對於國內政治制度發揮漸進改革之效。因此每次對抗所匯集的人氣與社會資源，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為私人所用而遭到無謂虛耗。
就ECFA審議而言，熟悉國際經貿談判的人都知道，任何經貿協議都是雙方你來我往、仔細敲定的均勢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如果簽訂後回國送交國會審查時，再以國會要求修正為由爭取更大利益，則不啻等於單方要求額外利益（一條牛剝兩次皮，英文說法是一顆蘋果咬兩次）。如果真要調整修正協議內容，幾乎只有前功盡棄、重開談判一途，因此全案破局的可能性甚大。對於關係重大的經貿談判成果，若要求本國國會不得實質討論與事後修正，只能進行全案可否的表決，也等於要求國會就此案全面棄守，是另一種不可能的選項。因此唯一可行的辦法，就是用國會事前的實質參與和監督，來換取免除事後的實質審查。換言之，對外大型經貿談判的國會監督重點，在於談判過程中的監督與參與，而不是目前關注對立的事後審議程序。
因此，在國會事前監督參與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之前，事後審議程序的堅持與對立，其實都是政治領袖各自謀取政治利益的假象性鬥爭。此一衝突在當初沒有建立事前監督參與程序之際，其實早就可以料想得到。在協商過程中，立法院所爭執的僅在於行政部門應向內政、經濟委員會提出報告，還是由各黨團推派代表，重新恢復「兩岸事務因應對策小組」來聽取報告。至於如何實質參與及監督談判過程，以及此部分為經貿協議國會監督重點等節，完全無人提及。可謂有意將衝突引爆點預留到事後審議過程之中。固然朝野政黨在國會長期對立，凡事倚靠院長實質介入解決，缺乏合作參與談判過程所需要的基本互信與對外保密，以及院長以外合適的共同監督人選，是一個重要因素。然而當時並未針對這些談判過程中監督所可能發生的問題，共同著手加以解決，等到錯過問題解決時機，再突顯彼此立場差異，拉高對立局面進行抗爭，不能不說是各懷鬼胎之下的政治利益盤算結果。時至今日，此一問題因已錯過合適解決時點，已經淪於無解之境。無論抗爭、對立、衝突，均屬無益，都是政治人物黨同伐異的赤裸裸鬥爭。除非能夠藉由本次機會，建立今後經貿談判過程中實際可行的國會參與監督制度，否則任何動員爭鬥，都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。
成立世貿組織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時，美國國會兩院主管委員會的資深議員，參與程度是很深的。每個階段、每個部分的談判進展，談完之後馬上就要回報給他們。原本各國談判代表決定的貿易組織名稱是MTO（Multilateral Trade Org.），美國談判代表立即告知當時人在日內瓦的一位資深議員，他覺得不好，提出WTO這個名字。雖然整個談判已經結束，但最後還是把名稱改了過來。
隨著ECFA的簽訂，朝野政黨與行政、立法部門之間又再度上演對決戲碼。政治領袖對於立法院的審議程序堅持採取對立態度，彼此在媒體上隔空放話對抗，在國會議事殿堂裡衝突抗爭。這種選邊站的政治對抗，在最近幾年各種國家政事運作上不斷重演，對於台灣民眾而言不僅早已了無新意，而且一再歹戲拖棚、反覆出現的結果，也令人感到無比的厭倦。
不管這些政治對抗所爭執的議題最後如何解決，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往往只剩下焦慮與無奈。焦慮的是國家缺少處事謹慎、可茲信賴的政治領袖與運作系統，可以在事前就設想周到、謀劃妥當，並且落實執行，以避免予人見縫插針之機，免除事後可能出現的尖銳質疑與風聞爆料。而讓人感到無奈的是，政治領袖拉高對抗幅度，每每引發社會大眾熱切關心與投入，激發起不少思辯與討論，也動用不少社會資源。然而這些公眾的集體投入與思辯成果，卻一再被極度簡化為政治鬥爭的勝敗，以及政治人物個人人氣與支持度，而未對於國內政治制度發揮漸進改革之效。因此每次對抗所匯集的人氣與社會資源，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為私人所用而遭到無謂虛耗。
就ECFA審議而言，熟悉國際經貿談判的人都知道，任何經貿協議都是雙方你來我往、仔細敲定的均勢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如果簽訂後回國送交國會審查時，再以國會要求修正為由爭取更大利益，則不啻等於單方要求額外利益（一條牛剝兩次皮，英文說法是一顆蘋果咬兩次）。如果真要調整修正協議內容，幾乎只有前功盡棄、重開談判一途，因此全案破局的可能性甚大。對於關係重大的經貿談判成果，若要求本國國會不得實質討論與事後修正，只能進行全案可否的表決，也等於要求國會就此案全面棄守，是另一種不可能的選項。因此唯一可行的辦法，就是用國會事前的實質參與和監督，來換取免除事後的實質審查。換言之，對外大型經貿談判的國會監督重點，在於談判過程中的監督與參與，而不是目前關注對立的事後審議程序。
因此，在國會事前監督參與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之前，事後審議程序的堅持與對立，其實都是政治領袖各自謀取政治利益的假象性鬥爭。此一衝突在當初沒有建立事前監督參與程序之際，其實早就可以料想得到。在協商過程中，立法院所爭執的僅在於行政部門應向內政、經濟委員會提出報告，還是由各黨團推派代表，重新恢復「兩岸事務因應對策小組」來聽取報告。至於如何實質參與及監督談判過程，以及此部分為經貿協議國會監督重點等節，完全無人提及。可謂有意將衝突引爆點預留到事後審議過程之中。固然朝野政黨在國會長期對立，凡事倚靠院長實質介入解決，缺乏合作參與談判過程所需要的基本互信與對外保密，以及院長以外合適的共同監督人選，是一個重要因素。然而當時並未針對這些談判過程中監督所可能發生的問題，共同著手加以解決，等到錯過問題解決時機，再突顯彼此立場差異，拉高對立局面進行抗爭，不能不說是各懷鬼胎之下的政治利益盤算結果。時至今日，此一問題因已錯過合適解決時點，已經淪於無解之境。無論抗爭、對立、衝突，均屬無益，都是政治人物黨同伐異的赤裸裸鬥爭。除非能夠藉由本次機會，建立今後經貿談判過程中實際可行的國會參與監督制度，否則任何動員爭鬥，都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。
成立世貿組織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時，美國國會兩院主管委員會的資深議員，參與程度是很深的。每個階段、每個部分的談判進展，談完之後馬上就要回報給他們。原本各國談判代表決定的貿易組織名稱是MTO（Multilateral Trade Org.），美國談判代表立即告知當時人在日內瓦的一位資深議員，他覺得不好，提出WTO這個名字。雖然整個談判已經結束，但最後還是把名稱改了過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