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：美国法官看中国司法

Joyce: 1976年也太久了吧! 但是現在的確是重新認識中國的時候。我正在學習著如何走進中國，教會可以讓我看中國看得更深入，讓我明白我能夠在那裏學到謙卑和體諒。

【香港《文汇报》1976年6月23日译载美中人民友协季刊《新中国》的一篇访问记，题目是《美国法官看中国司法》。《文汇报》编者按：本文是克罗克特法官的访问记录。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，克罗克特一直担任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最高法院法官，一九七四年升任首席法官。去年他访问中国后，曾在美国法律杂志上广泛介绍中国的司法制度。最近他接受《新中国》的访问，谈及他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观感。】

    问：作为一名律师和法官，你在探讨中国的法律制度后有什么感想？
    答：当我申请前往中国时，我原拟把中美制度比较一下，但我发现完全无法比拟，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。
    令我感到惊讶不已的，是发现在中国犯罪根本不是什么问题。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取缔了私有制——生产资料私有制。当私有制被废除后，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护公共财产。每个公民都是警察、律师、法官。人民自己解决刑事或民事诉讼。

    问：由人民自己来解决纠纷，有什么基础？
    答：与我交谈的人都很强调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文章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毛泽东认为如果是敌人所犯的罪行，就必须严加惩办；但人民之间的纠纷，则可通过批评、自我批评、自我教育和政治改造这个民主过程加以解决。

    问：如何处理人民之间的纠纷的罪案？
    答：这个工作从调解委员会做起。调解委员会是由纠纷双方的邻居或同事组成。这是一个真正找寻真相的过程，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可作供，被告也有机会自白。整个程序就在现场处理，这个工作的目的在于确定犯什么罪，谁犯罪，而更重要的，是他为何要这样做。如果属民事案件，就通过调停解决，如果是刑事案件，就要通过批评、自我批评和给被告进行再教育。

    问：那岂不是说，这是一个改造而不是惩办的过程？
    答：我发现中国人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教育过程，也是判断是非的办法。当一班人坐在一起讨论案件时，犯人便会认识到他们的错误是如何损害了社会主义。
    我发现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。它们对反革命分子和重犯分子进行斗争，使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得到贯彻，保卫人民法律权利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。

    问：中国人如何看待罪案？
    答：北京政治法律学院两名教授说：“罪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。社会上有阶级的存在，就有罪案。在旧中国，罪案极为严重，但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改革已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。罪案大大减少，人民感到更安全。现在仍然有些罪案，做案者都是受了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。我们不是靠法庭来减少罪案，而是靠群众，只有很少部分的刑事案件要由法庭来处理。我们处理童犯侧重教育而不是惩罚，但我们对幕后的教唆者则严加追究”。

    问：中国的监狱制度怎样的呢？
    答：中国的监狱也是思想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。法律教授说：“我们把惩办和改造相结合。我们把所有罪犯都视为人来看待”。
    中国只有很少数的监狱。它们有如一个小公社，有自己的生产指标。犯人在付出有用劳动后还可取得一些零用钱。他们在狱期间接受教育，进行学习。如果犯人表现良好，则无论犯了多大的罪，也可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    问：你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能够公正？
    答：能够。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制度比我们的制度更能提供公正。虽说我们的法官都是选出来的，陪审员也代表各阶层的意见，但实际上我不相信这就能提供公正。我们有很多规章制度，使穷人和普通人被摈于陪审员之外。结果是，只有一部分有钱人才能做，他们的意见，远非各阶层的意见。

    问：你对此行有什么总的印象？
    答：首先，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社会。对于一个生活深受私有财产、私营企业、利润、激烈竞争等观念影响的人来说，中国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
    要理解严重罪案为何几乎不存在，我们必须注意到所有财产（除了个人消费品外）都是集体所拥有，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儿童在社会的深切关怀下成长。
    忠实受到社会的赞许。一些被我们看作是人类本性的行为，如贪婪、自私、与别人竞争等，在中国都没有存在的基础。这是不可能由一个高压的政府所能做出来的。这一点不单是粗心的访客看得见，而且获得一些与我讨论过的权威人士的证实。
    罪恶和法律制度都是社会的产品。在中国，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。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司法制度，你得首先去了解她的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理想。我想，美国要应付罪恶问题，则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供我们借镜。

【转引自1976年6月29日《参考消息》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