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自：文 / 廖元豪 (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 【台灣法律網】
在台灣，由於長期的政治干涉專業，許多人對各種「獨立」的組織，有著不切實際的遐想。對於各種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問題，很容易歸因於主管機關「不獨立」，進而幻想著以一個獨立、自主、去政治化的機構，來解決問題。在此同時，污名化了「政治」，也美化了「獨立」！
在這個「獨立」的大旗下，司法要獨立、媒體監理要獨立、公共電視要獨立、肅貪機關要獨立，甚至公共性極強的「教育」也被認為應該杜絕「政治黑手」。當審判不公、公務員受賄、媒體亂象、教科書內容不妥、公廣集團內部鬥爭時，就有一種聲音說「都是政治干預的錯」，所以應該「強化獨立性」。反之，如果行政院、執政黨甚或立法院對這些「亂象」表示關切，或要出手整頓，就很容易被說成「政治黑手」介入。
然而，去政治化，真的就能解決問題嗎？為什麼我們可以容許一種「權力」，能排除政府的監督，以獨立之名不向公眾負責？當這些「獨立」的組織亂搞，做出不合公眾期待的事情，我們又能怎樣處理呢？
就以一般被認為該享有最高「獨立」的司法體系來說，民眾、學界，甚至政治人物，其實早就對它有著諸多不滿：同樣案件碰上不同的法官、檢察官，會有截然不同之結果，讓人覺得訴訟似乎在賭博；各種訴訟程序往往拖延經年，相同的爭點在不同審級反覆拉鋸；許多檢察官起訴草率，或是在偵查階段動輒以「緩起訴」逼迫被告認罪；行政法院總是過度「尊重」行政機關，駁回人民的訴訟，因此被稱為「駁回法院」；許多新穎、專業的法律案件，法院卻經常做出令專家跌破眼鏡的外行判決；最需要司法保護的弱勢與社會邊緣群體，鮮少獲得勝訴判決……更別說不肖司法人員，與貪腐的警員、議員、黑道等人勾結的極端案例。
這些現象，眾所皆知。司法體系在台灣的國家機關中，受民眾信任的程度並不高。而相信司法公正的比率，甚至曾低於百分之十！公眾信任度這麼低的司法，怎能擔任「正義最後一道防線」的功能？人們如何能將無法解決的爭議，訴諸這個不受信賴的機關來裁決？這樣的體制，就算做出了裁判，有人會真正服氣嗎？
這麼嚴重的問題，卻鮮少看見政府部門認真地去思索、處理；也沒看到熱愛直接民主的公投倡議者，用公投來對付千瘡百孔的司法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，就在於政治人物不願意硬碰硬，去處理任何與司法人員（包括檢察官與法官）有關的事物，以免被指控為「干涉司法」「黑手深入司法體系」。這些年來的「改革」，大致上都只在「維護司法獨立」，而非「提升司法品質」或「監督司法濫權」！前述提出的問題，幾乎從未出現在媒體報導的焦點中，也很少成為「司法改革」的優先項目。
然而，司法獨立只是「手段」。它是為了達成服務人民，維護法治之目的。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良好完善，且令人信任的制度，那「獨立」只是增加濫權的機會而已。法界人士大概都同意，政治的直接、不當干預，在解嚴以至政黨兩次輪替，大致上已煙消雲散—法務部及司法院對於檢察官與法官的辦案，早已不敢囉唆。因此現在拼命講「獨立」，其實頗有亂打稻草人的味道。如何防止個別司法人員怠於職務或濫權，怎樣改變目前運作得不甚理想之司法制度，才是當今重點。
而要達成改善司法的目標，不是靠「去政治化」，而正要靠著良好的政治規劃與政治魄力，才能做到！畏畏縮縮不敢碰司法制度，懦於處理司法人員的話，根本不可能讓司法朝向「服務人民」的方向發展！
然而，「司法獨立」已經被無限上綱，擴張到完全沒有道理的地步。憲法只規定「審判獨立」，以及法官的「身分保障」。審判獨立係指個案的專業審理不受干涉，但依然要「依據法律」。而法官的終身職雖然是憲法明定，但憲法第八十一條同時也規定法官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。」亦即，法官若受「懲戒處分」，仍可免職；若有「法律」依據，仍可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。依此，司法院做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，當然可以，而且應該針對有違法失職之虞的法官，進行懲戒或其他紀律處置。至於功能、角色其實與法官有相當差距的檢察官，還受到「獨立」光環的照耀，就更奇怪了。憲法有關「司法」的規定，整章均只論法院與法官，與檢察官並無關聯。檢察官的身分保障與職權獨立性，只是法律、政策所賦予，根本到不了憲法層次！
怪異的是，在現行制度下，法官與檢察官的人事調動，都有很大部分要由「同儕自治」的機制來處理。也就是說，法官的升遷，檢察官的調動，是司法官社群內部關門決定。法務部長、司法院長的決定權都相當有限。憲法上有「地方自治」、「大學自治」，但從來沒有「法官自治」或「檢察官自治」的原則：司法官的位置是國家名器，除非有憲法規定或重要的政策考量，豈可內部私相授受？政治部門的「撤手」，其實不是尊重司法，而是怠忽職守。
更重要的，除了「人」以外，憲法對於司法「制度」大致是留給政治部門來處理的。要不要採行參審或陪審制度？怎樣減少最高法院一再「發回」更審而不自為裁判的陋習？是否讓優良法官盡量留在一審？法官是否應定期接受評鑑、考核、訓練？行政法院對敗訴卻賴皮的行政機關，難道不該有更有效的強制執行制度？……諸如此類的制度改革，雖然會涉及現有法官的升遷、官威、工作量，但與憲法上的「審判獨立」全然無關。這是政治人物應該認真去處理的。尤其司法院在司法行政部分，其實是「首長制」。司法院院長對於司法制度、司法政策，具有一言九鼎之份量。他完全沒有理由把「司法獨立」「法官自主」當成咒語，當作不作為的藉口！
在賴英照院長辭職後，馬總統需要任命新的司法院院長。又有人反射地說「不要政治黑手」這種似是而非的話。相反地，如果司法的終極目的是為民服務，現在的司法在制度上令人民失望，那麼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有效而堅定的政治力量—請司法院院長、總統，以及考試監察立法行政四個院共同努力，重塑司法制度，許我一個完善公正值得信賴的司法制度。
在台灣，由於長期的政治干涉專業，許多人對各種「獨立」的組織，有著不切實際的遐想。對於各種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問題，很容易歸因於主管機關「不獨立」，進而幻想著以一個獨立、自主、去政治化的機構，來解決問題。在此同時，污名化了「政治」，也美化了「獨立」！
在這個「獨立」的大旗下，司法要獨立、媒體監理要獨立、公共電視要獨立、肅貪機關要獨立，甚至公共性極強的「教育」也被認為應該杜絕「政治黑手」。當審判不公、公務員受賄、媒體亂象、教科書內容不妥、公廣集團內部鬥爭時，就有一種聲音說「都是政治干預的錯」，所以應該「強化獨立性」。反之，如果行政院、執政黨甚或立法院對這些「亂象」表示關切，或要出手整頓，就很容易被說成「政治黑手」介入。
然而，去政治化，真的就能解決問題嗎？為什麼我們可以容許一種「權力」，能排除政府的監督，以獨立之名不向公眾負責？當這些「獨立」的組織亂搞，做出不合公眾期待的事情，我們又能怎樣處理呢？
就以一般被認為該享有最高「獨立」的司法體系來說，民眾、學界，甚至政治人物，其實早就對它有著諸多不滿：同樣案件碰上不同的法官、檢察官，會有截然不同之結果，讓人覺得訴訟似乎在賭博；各種訴訟程序往往拖延經年，相同的爭點在不同審級反覆拉鋸；許多檢察官起訴草率，或是在偵查階段動輒以「緩起訴」逼迫被告認罪；行政法院總是過度「尊重」行政機關，駁回人民的訴訟，因此被稱為「駁回法院」；許多新穎、專業的法律案件，法院卻經常做出令專家跌破眼鏡的外行判決；最需要司法保護的弱勢與社會邊緣群體，鮮少獲得勝訴判決……更別說不肖司法人員，與貪腐的警員、議員、黑道等人勾結的極端案例。
這些現象，眾所皆知。司法體系在台灣的國家機關中，受民眾信任的程度並不高。而相信司法公正的比率，甚至曾低於百分之十！公眾信任度這麼低的司法，怎能擔任「正義最後一道防線」的功能？人們如何能將無法解決的爭議，訴諸這個不受信賴的機關來裁決？這樣的體制，就算做出了裁判，有人會真正服氣嗎？
這麼嚴重的問題，卻鮮少看見政府部門認真地去思索、處理；也沒看到熱愛直接民主的公投倡議者，用公投來對付千瘡百孔的司法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，就在於政治人物不願意硬碰硬，去處理任何與司法人員（包括檢察官與法官）有關的事物，以免被指控為「干涉司法」「黑手深入司法體系」。這些年來的「改革」，大致上都只在「維護司法獨立」，而非「提升司法品質」或「監督司法濫權」！前述提出的問題，幾乎從未出現在媒體報導的焦點中，也很少成為「司法改革」的優先項目。
然而，司法獨立只是「手段」。它是為了達成服務人民，維護法治之目的。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良好完善，且令人信任的制度，那「獨立」只是增加濫權的機會而已。法界人士大概都同意，政治的直接、不當干預，在解嚴以至政黨兩次輪替，大致上已煙消雲散—法務部及司法院對於檢察官與法官的辦案，早已不敢囉唆。因此現在拼命講「獨立」，其實頗有亂打稻草人的味道。如何防止個別司法人員怠於職務或濫權，怎樣改變目前運作得不甚理想之司法制度，才是當今重點。
而要達成改善司法的目標，不是靠「去政治化」，而正要靠著良好的政治規劃與政治魄力，才能做到！畏畏縮縮不敢碰司法制度，懦於處理司法人員的話，根本不可能讓司法朝向「服務人民」的方向發展！
然而，「司法獨立」已經被無限上綱，擴張到完全沒有道理的地步。憲法只規定「審判獨立」，以及法官的「身分保障」。審判獨立係指個案的專業審理不受干涉，但依然要「依據法律」。而法官的終身職雖然是憲法明定，但憲法第八十一條同時也規定法官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。」亦即，法官若受「懲戒處分」，仍可免職；若有「法律」依據，仍可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。依此，司法院做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，當然可以，而且應該針對有違法失職之虞的法官，進行懲戒或其他紀律處置。至於功能、角色其實與法官有相當差距的檢察官，還受到「獨立」光環的照耀，就更奇怪了。憲法有關「司法」的規定，整章均只論法院與法官，與檢察官並無關聯。檢察官的身分保障與職權獨立性，只是法律、政策所賦予，根本到不了憲法層次！
怪異的是，在現行制度下，法官與檢察官的人事調動，都有很大部分要由「同儕自治」的機制來處理。也就是說，法官的升遷，檢察官的調動，是司法官社群內部關門決定。法務部長、司法院長的決定權都相當有限。憲法上有「地方自治」、「大學自治」，但從來沒有「法官自治」或「檢察官自治」的原則：司法官的位置是國家名器，除非有憲法規定或重要的政策考量，豈可內部私相授受？政治部門的「撤手」，其實不是尊重司法，而是怠忽職守。
更重要的，除了「人」以外，憲法對於司法「制度」大致是留給政治部門來處理的。要不要採行參審或陪審制度？怎樣減少最高法院一再「發回」更審而不自為裁判的陋習？是否讓優良法官盡量留在一審？法官是否應定期接受評鑑、考核、訓練？行政法院對敗訴卻賴皮的行政機關，難道不該有更有效的強制執行制度？……諸如此類的制度改革，雖然會涉及現有法官的升遷、官威、工作量，但與憲法上的「審判獨立」全然無關。這是政治人物應該認真去處理的。尤其司法院在司法行政部分，其實是「首長制」。司法院院長對於司法制度、司法政策，具有一言九鼎之份量。他完全沒有理由把「司法獨立」「法官自主」當成咒語，當作不作為的藉口！
在賴英照院長辭職後，馬總統需要任命新的司法院院長。又有人反射地說「不要政治黑手」這種似是而非的話。相反地，如果司法的終極目的是為民服務，現在的司法在制度上令人民失望，那麼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有效而堅定的政治力量—請司法院院長、總統，以及考試監察立法行政四個院共同努力，重塑司法制度，許我一個完善公正值得信賴的司法制度。